近日，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》正式颁布。不难发现，突出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正是其中一大亮点：在6600余字的《条例》全文中，提到领导干部多达29处。“关键少数”出镜频率之高，令人印象深刻。 

　　《条例》明确把“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”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，要求重点监督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领导干部“政治立场、加强党的建设、从严治党，执行党的决议，公道正派选人用人，责任担当、廉洁自律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”。 

　　“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做起，这是党章的明确规定和党的一贯要求。”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对记者说。 

　　诚如所言。翻开党章，总纲中“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，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”的规定清晰明确，党章第八条、第十条、第三十三条也提出了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要求。 

　　回顾过往，无论是十八大报告中强调“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”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重申“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”，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抓住“关键少数”、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，都表明突出“关键少数”始终是强化党内监督的重点，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。 

　　有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陈坚分析，党内监督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，是由其示范作用与引领地位所决定的，同时也是防止权力腐败的必要手段和解决当前党内问题的关键。“突出领导干部这个‘关键少数’，就牵住了党的建设的‘牛鼻子’。” 

　　相比广大党员群体，领导干部虽居少数，但身处关键岗位、关键领域、关键环节，对所在地区和部门、单位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领导干部既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弘扬者，也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。他们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，就能以点带面、以上率下。反之，则可能给党的形象和威信造成损害。 

　　常言道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中梁不正倒下来。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如果违纪违法，很容易产生催化、连锁反应，影响一个地方、部门和单位的政治生态，甚至造成区域性、系统性、塌方式腐败。 

　　此前热播的电视专题片《永远在路上》中，就有不少惨痛教训—— 

　　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秘书长聂春玉自己带头跑官、买官、卖官，把整个班子和队伍都带坏了，那些向他行贿的官员，同时也在收受自己下属的贿赂； 

　　时任中石油一把手的蒋洁敏为谋私利乱开“绿灯”，他的下属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成了帮凶和同谋；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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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统计，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先后查处了200多名高级干部，其中不少人都是在一把手任上出了问题。 

　　“权力为何能够如此任性？关键就在于监督缺位。”陈坚认为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，由于上级对下级一把手多是给政策，鼓励多、监督少；同级和下级又无法对他们形成有效监督，很容易造成一把手权力监督盲点。 

　　“什么都要抓一把手才行，管住了一把手，就管住了问题的绝大部分。”蒋洁敏的话，是对自身教训的沉痛反思，也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警示提醒。 

　　党要管党，首先是管好干部；从严治党，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“关键少数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，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而抓好中央委员会、中央政治局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。把这部分人抓好了，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 

　　正是认准这一点，十八大以来，中央政治局率先垂范、行之以躬，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召开民主生活会，自上而下激扬清风正气；反腐败无禁区、零容忍，坚持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，将巡视工作从中央向地方推进，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。领导干部的约束多了、特权少了，公仆意识增强、官僚习气消退，党内监督没有禁区、没有例外，逐步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。 

　　汪洋认为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，这部《条例》的修订出台，不仅意味着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到的监督更加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也意味着在守纪律、讲规矩等方面的要求更高、更严了。 

　　例如，《条例》总则规定，“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强化自我约束，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，自觉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、廉洁自律准则，加强党性修养，陶冶道德情操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”；各章中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规定也十分具体。 

　　“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，增强自律意识、标杆意识，既要认真贯彻《条例》，积极开展监督，做一名合格的监督者，同时也要把自己摆进去，自觉接受监督，习惯在监督的环境下工作。”汪洋说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领导作用，带动全体党员，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深入。（本报记者 闫鸣 中国纪检监察报1版）